第二种情况是‘幅度范围内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第二，扩大司法裁量权的价值。那么，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笔者认为下列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11]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于两种情况下，第一种情况是‘空白地带的行政自由裁量权。三则，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与行政诉讼制度构建中的权利保护价值、行政权力制约价值都有联系，一旦司法审查中人民法院能够站在监控行政权力的高度来制约行政系统，行政诉讼和司法审查的内涵将必然会得到拓展和深化。[5]萧榕主编：《世界著名法典选编》（行政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294页。如果届时能够在行政诉讼中确立合理性审查的制度，那么，人民法院就有权在司法审查中对行政成本进行权衡。[18]依其论点，行政权的一端是主权者，如果我们对主权者作一个相对概括的理解的话，它便指的是国家及其国家政权机构的整体，如果作相对具体的理解的话，则主要指表达国家意志的立法机关。

其一，通过列举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哪怕是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也不能接受司法审查。[1]《行政诉讼法》的修改面临对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中一系列宏观、中观和微观制度的调整，有些甚至会涉及到司法审查的制度格局，其中合理性审查的问题就成了人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然而，这些判决中没有一个能够保护行政机关对公权力造成的侵害。

正因为如此，我国行政法学界和行政法治实践中基本上不去研究行政权的理性化以及实现行政权理性化的其他手段，而是一味强调依法行政或法治行政。若把行政权放在卢梭所说的比例中项上分析，其与国家政权体系的关系、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便是一个较大范畴中的两个支范畴。目前我国司法审查中仅仅进行合法性审查似有可能使被称之为恶法的法律规范对行政权的制约变为合理，进而使非理性的行政权行使得到司法审查的认可。注释:[1]第十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中就有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内容，但由于理论准备和实务准备都不十分到位，因此，在十届人大期间该法并没有进入修改的议程中。

称钓鱼执法乃是人们对行政主体一些不当执法行为的形象比喻，它本身并不是法律上的专门用语，这与行政滥用职权、行政超越职权等不当执法有很大区别。另一端则是臣民，即承受行政权力的社会公众，也就是我国《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自1826年起，德国法学家从法国引入了行政行为这个概念，并且将其发展成为德国的概念。上面已经说过，行政成本权衡所反映的是行政主体与国家政权体系的关系，因此，行政成本权衡的作用基点在行政权力方面而不是在行政行为方面。二是在行政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显然，若依这个原则进行行政诉讼活动，我国司法审查中人民法院是无权也无法对行政成本进行权衡的。

上列三个方面是我们研究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切入点。组织无法去实现其目标，把精力尽花费在调整这些冲突上。目前我国行政诉讼判决的类型似乎是比较完善的，其中包括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变更判决和促使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判决等。四、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与《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若干走向在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中并没有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权衡行政成本的问题，即《行政诉讼法》并没有赋予人民法院在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权。

我国绝大多数行政行为在作出时，行政主体都有选择相应行为方式的权力。在《行政处罚法》有严格规定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在其他的行政行为中情况则更加复杂。

参见杨海坤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193页。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监督对象是另一种关系形式。

美国学者戴维斯就曾尖刻地指出：当私方当事人就其所认为的政府官员造成的非正义诉诸法院寻求救济时，政府或许可以：第一，尽其所能促成根据实体内容做出司法判决。所谓自由裁量权是指由权力行使主体享有的进行自我选择和自由处置的权力。易言之，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深度与广度仅仅与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保护联结在一起，当然这也可以算作行政诉讼制度的模式之一。毫无疑问，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不仅仅是一个行政法学的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应当成为行政法治实践问题，即我们应当用行政实在法将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规定下来，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对行政成本权衡的一些具体事项作出规定。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功能有两个，一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二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在笔者看来，司法审查是由人民法院主持的，其他主体只是司法审查过程的参与者，他们的权利与义务必须在人民法院的掌控之下运行。

该法第1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如果将司法建议改为判决就使其有了与其他判决一样的拘束力，行政主体如果不予接受，人民法院便可以采取司法强制。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针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通常情况下，作为原告的行政相对人可能只主张行政行为对自己权益造成侵害的那部分，而不会对行政主体投入较多行政成本进行权衡，进一步讲，这个权衡不一定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影响。在本文第一部分作者已经指出，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标的是行政权力而不是行政行为，若笔者的这一论断正确的话，便可说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范畴甚至超越了具体行政行为本身。

换言之，其并没有在行政诉讼之外审查行政成本的主体资格。[3]三则，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所监控的对象是行政主体与国家政权体系的关系。

行政诉讼则不同，行政主体只能当被告且不能反诉，尤其要承担举证责任的制度更是使其在诉讼过程中处于劣势。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便是一种由司法机关行使的裁量权力，其根据行政权的内外在状况从深层次判定行政权行使的消耗与产出，进而制约行政权力。基于此，笔者认为从行政成本权衡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价值出发，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的行政诉讼制度写进《行政诉讼法》之中。[16]不言而喻，在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之下，人民法院在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最高的处置手段也只能是司法建议。

如果否定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的权力，必然意味着将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司法审查局限在一个极为有限的范围之内，也就不可能对行政权进行有效的控制。有些人称，这些缺陷不可能真正克服，因为克服缺陷的手段最终只能进一步加深组织的官僚主义性质。

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采取列举规定的方式严重制约了我国司法审查的范围。以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颁发许可证和执照为例，其就可以作出行政过程上的选择。

这其中的道理是非常清楚的，尤其在我国行政实在法还存在较大不足的情况下，促使行政权行使的理性化将是目前我国司法审查的一大历史使命。蔡伟：《对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再审视——兼论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载《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而在司法审查的行政成本权衡中，监督的核心是行政主体与国家政权体系的关系，行政主体在一个行政执法行为或者其他行为中大量消耗行政资源虽有可能不会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侵害，但却完全有可能对国家政权体系造成侵害。然而，行政法治实践中的事实是，一个抽象行政行为常常会导致若干具体行政行为。如其可以根据国家的行政管理战略从开发经济管理潜力的角度赋予行政相对人经营权，也可以根据发展文化事业的战略赋予行政相对人某种文化权益。该功能被确定以后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的行政成本权衡也就有了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可以去深究的，也许决定于一国的历史传统，也许决定于一国的法律文化，也许决定于一国司法审查制度设计时的偶然事件等等。由此可见，如果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制度能够得到确立，将会对我国传统行政诉讼的格局产生影响。

此一范畴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政法学理论中基本上被忽视了。[18]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7页。

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中，只要人民法院能够找到行政主体程序上的依据，那么无论这个程序是如何选择的，都可以判定该行政行为合法。[6]司法审查的深度与广度的复杂性通过法系的分析也可以得到佐证，例如，同是大陆法系，但在不同的国家，司法审查的广度和深度亦有较大差别。